许多媒体与中国足协的关系一直以来就是一个“结扣点”。这个“结扣”在近些年来有些“固化”的趋势，惯性的“ 对立”和情绪上的“对立”是显而易见的，而透过表面的矛盾实现冷静和深层的思索被不同程度地忽视。怎么看待这个“结扣 ”？这个“结扣”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如何通过双方的努力解开这个“结扣”，实现中国足球舆论环境的好转应该是大家都希 望看到的局面。

　　积极的中国足球舆论环境而不是消极的具有杀伤力的舆论环境，对中国足球在新世纪的发展有着重要和决定性的意义 。今天本报发表这篇文章，就是以期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寻找到一条现实合理的出路。实德俱乐部将实行会员制一直以来，笔者 很想写这篇文章，但又担心这篇文章可能使笔者再次成为众矢之的。尽管左右为难，但笔者一直未曾停止过相关的思考。当自 以为考虑得相对比较成熟时，笔者还是勇敢地提起了笔。

　　足协工作失误？

　　媒体急功近利？

　　足协的工作和任何工作一样，不可能万事周到，因而常常被人批评、责骂、讽刺、挖苦，其中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 如果进行认真分析，不难发现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它体现了某些媒体的急功近利思想。

　　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成本是巨大的，它以绝大多数俱乐部的亏损经营为代价。尽管不少人认为现在的中国足球并非 真正意义上的职业足球，但我们实在不能否认金钱对球员踢球积极性的刺激。可悲的是巨大的投入换来的只是微薄的产出，中 国足球屡屡功亏一篑。广种薄收的现象容易使人心态失衡，也使“负责任”的媒体总想找出真正的主要责任人好让其承担责任 。思来想去，媒体终于找到了中国足协。实事求是地说，中国足球屡屡与世界杯、奥运会失之交臂，而且屡屡出现亚洲区有两 个名额我们得第三；有三个名额我们得第四的情况，这表明中国足协在大赛的准备、组织、协调等方面有不小的差距。如去年 的九强赛之前，霍顿屡屡找弱旅热身，却不愿意与强队较量，使国奥队没能从热身赛中发现不足。对此，中国足协就听之任之 ，没有任何干预。另外，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改革出现了种种不规范和非理性的行为，如球员转会中出现的种种风波，联赛中出 现的种种假球黑哨传闻以及中国足协表现出来的无能为力、无所作为的心态，确实让人慨叹中国足协应该加快自善其身的步伐 。如中国足协对去年联赛最后一轮出现的沈渝风波，对今年转会中出现的申思、王涛、区楚良问题的处理等，还有，长期以来 ，中国足协对足球后备队伍的培养不够重视，把眼光盯着国家队、国奥队，使国家级球队屡屡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这 种情况下，媒体对足协进行批评是十分正常的。中国足协也确实应该虚怀若谷，虚心接受舆论的监督，抱着“有则改之，无则 加勉”的态度，善待媒体的批评。

　　是非功过，自有评说。足协作为公众机构，被人说三道四指手划脚十分正常。但是，让人感到十分不正常的是我们听 到的几乎是同一种声音———对足协批评的声音。随手翻开一份足球类报纸，抑或随手拧开收音机、打开电视机收听（看）足 球节目，我们总能看到批评足协的文章，听到批评足协的声音。难道中国足协果真十恶不赦？难道中国足协对中国足球的改革 发展就没有做出哪怕一丁点贡献？如果不是，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给足协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为什么有些人有些媒体一提到中 国足协就进行条件反射般地批评、甚至谩骂，以至发展到以骂中国足协为生？

　　这或许才是问题的关键和根本。有人说，成绩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用不着多讲。这似乎不应该成为理由。难道你能 说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大家已看到而且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媒体就不用宣传了？过多的称不上善意的批评使足协 的威信严重受损，决策时也难免瞻前顾后、顾虑重重，不得不充分考虑媒体的反应。但媒体的多变让足协无所适从，造成了无 论足协做什么、怎样做都是错误的不正常局面。

　　有人说中国足协对中国足球的改革发展存在急功近利的思想。殊不知，媒体对足协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自身 的急功近利思想。相当多的媒体同球迷一样，对足球水平进步的缓慢性、对中国足球改革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体 现在宣传报道方面就是不能自持，经常做出一些非理性的举动。“舆论监督”

　　媒体护身符？

　　媒体喜欢使用舆论监督这种代表正义的字眼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由于有了这道“护身符”，谁如果批评传媒就代表着 谁不愿意接受舆论监督。媒体与足协并不是处于平等的地位。

　　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重要职能，是一项十分神圣的工作。它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央电视台的“ 焦点访谈”节目就是正确、充分行使舆论监督职能的典型代表，“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焦点访谈 ”所体现的是一种社会责任，其结论是经过深刻的背景分析、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认真的专家咨询后得出的，其严谨性、严肃性 、权威性毋庸置疑，也顺理成章地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有些足球媒体自视甚高，爱把自己比成足球领域的“焦点访谈”， 认为自己对足协的批评正是不畏权势，为民请命，行使舆论监督职能的具体表现。行使舆论监督职能，首先要看媒体有没有这 种能力和素质。目前足球媒体的素质实在让人失望。随便翻开一份足球类报纸，你会轻易发现不少文章破绽、漏洞百出。另外 ，舆论监督并不是没有限制的。社会固然需要舆论监督，同时舆论监督作为一种社会行为也必须受到监督。但在中国足坛监督 舆论的力度显然不够。“假新闻”、足坛“黑笔”屡见不鲜，却没人可以制止他们。中国足协曾经向“假新闻”宣战，但自己 却不幸受伤。

　　我们可以随便举几个例子。1997年十强赛的失利是媒体与中国足协关系恶化的重要起因。在十强赛结束后的新闻 发布会上，国家体育总局有关人士发表了题为《给中国足球一个准确的定位》的讲话，后来以新华社通稿的形式公开发表。此 文发表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遭到了相当媒体的强烈反驳，有的媒体甚至设立巨额奖金进行征文，反驳“二流”定位。到现 在还有人使用“臭名昭著的定位说”之类的说法，而且一提起“定位说”，就把矛头指向中国足协。笔者始终没有搞明白，“ 二流定位”到底错在何处？难道中国足球凭屡战屡败的战绩，凭问题多如牛毛的职业联赛就能够在亚洲定位一流？再说199 8年的录音带事件，对那盘国力俱乐部取得的录音带能不能作为证据大家都没有搞清楚，就开始批评足协隐藏录音带，对当事 人不予惩处是不是太武断了些？有些人指责中国足协对此事调查不力，要知道，足协根本不具备刑事侦察权。当然这样说并不 是表明足协在此事上毫无过错，足协完全可以更积极、更主动。但是媒体不能因此在批评时就不讲道理。

　　足球媒体对足协的苛刻还体现在对中国足协身份的评价。他们一会儿猛烈抨击足协是一个官商不分的组织，不知道到 底是一个民间团体还是一个行政组织，其行政职能的行使缺乏依据。一会儿又希望足协能充分行使行政职能，采取家长作风， 对中国足坛存在的种种问题痛下杀手，如对在联赛中存在消极比赛嫌疑的球队按迹象罚分，对假球传闻所涉及的球队进行严厉 处罚等等。这种以对自己有利原则用两种标准来衡量足协工作的做法是否妥当恐怕也值得探讨。足协，

　　媒体的死对头？

　　现在的足球传媒给人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印象。这种所谓的争鸣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对足协的批评上。按照 现在外界缺乏对足球媒体必要约束和管理的现状，不管中国足球取得怎样的成绩，即使中国队如愿以偿地进入了世界杯，足协 仍然将是媒体重点“关照”的对象。

　　纵观国内，没有哪一个领域的新闻开放到象足球这样的程度。足球记者、球评家正享受着一种国内许多其他新闻记者 梦寐以求的报道、写作环境。这种环境甚至不亚于国外新闻开放国家。这是中国足球媒体之福，传媒应该加倍珍惜。

　　中国足球媒体的构成情况相当复杂，目前全国以足球为主要报道内容的媒体达数十家之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广州的 《足球》、长沙的《体坛周报》和沈阳的《球报》等。这些报纸有的挂靠地方报纸，但主管部门基本上没有业务指导和宏观管 理；有的自成体系，完全依靠自己管自己。出于商业化的考虑，商业利益是他们最高的追求目标。在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 ，他们往往把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如果说足球作为一项没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运动，实施适度的新闻自由是必要的，但是是 否需要完全的新闻自由则值得探讨。当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抱着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抱着挑战权威以体现自己权威的心态时，就 绝不是一种正常的情况。一年多以前，中央电视台“足球之夜”改变节目的定位，更注重足球的娱乐性和足球运动本身，且由 原来的直播改为录播。这是媒体进行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的典范，体现了国家级电视台的泱泱风范，但是更多的媒体则沉迷于对 足协的批评中不能自拔。因此应该加强对足球宣传报道为的管理，实现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否则，足协与媒体将作一对 不可调和的矛盾时时存在，即使有朝一日中国队进军了世界杯甚至取得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好成绩，媒体还是不会停止对中国足 协的批评和攻击。江连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