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发展目标初探─兼评“足球游戏论”

　　对中国足球现阶段以“出线”为主要成绩目标究竟该如何看待，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本来早想就此写点东西，但 因这个问题牵扯的内容过于广泛，进行较为透彻的分析比较吃力，出于畏难心理而迟迟不愿动手。近日看到《足球》报上刊载 的作家刘心武先生的《当足球在中国被异化为“出线”时，请记住它始终是───人类的游戏》一文后，感到有必要写点什么 了，因为我很难接受其对千百万真正关心中国足球的人们冠以的“好笑”、“胶柱鼓瑟”、“更向荒唐演大荒”、“不足为训 ”之类的种种说词。但这不是一篇直接反驳的文章，我仍将主要以实事求是、冷静客观的态度去正面分析问题，而不是针锋相 对地相互诘驳。

　　一． 现代足球运动与成绩。

　　足球运动发展到今天，无论其内容、实质还是对社会的作用与影响力，早已不是其原始阶段的所谓“游戏”了，这一 点无论你喜欢与否都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让人们完全用对待游戏的心态去对待它，既是不现实也是不可取的。作为社会经 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足球运动包含着三个基本层面的内容：1．竞技足球。2．群众足球。3．以后者为消费者基 础，以前者为核心“商品”的商业足球产业。其核心便是竞技足球。无论从竞技体育本身的特征看，还是从作为“商品”的“ 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商业足球经营者和受众对这一特殊“商品”的“质量”要求看，追求成绩必然是现代足球最鲜明、最 直接、最迫切的首要目标，否则它将一天也维持不下去，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在探讨、评论中国足球的相关问 题时，我们完全可以对追求成绩的手段、方式和心态（如眼前成绩与长远成绩的关系等）进行评述，但却不应对追求成绩本身 大加责难。说到底，成绩是竞技体育的根本。

　　二． 在当代以国家为核心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下竞技体育的特殊性。

　　我自认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因此我不赞成把某次或某项体育运动成绩的胜负上升到国家、民族荣辱成败的高度。但 我同样不能同意把二者完全割裂开来的作法，因为在现实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竞技体育确实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密 不可分。九三年中国申奥失败与自八四年始美国每隔十余年就要主办一次奥运会，及它对奥运会、世界杯等大型体育活动转播 权的垄断，从两方面都证明着这点。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体育，尤其是有世界影响的竞技体育更是其向全世界宣传、展示乃 至证明自己的一个重要渠道。这点它们表现的较之发达国家尤为明显，因为与后者相比它们的其它渠道太少太少了。这种状况 在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并没有根本改观，因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在特殊内外环境与条件下的大国而言，体育承载一 些其本身之外的东西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体育本身在现阶段应对这个国家和社会尽到的一种责任与义务。对于足球这样一 个在国际国内都影响巨大的项目来说更是如此，脱离具体时代背景与特征而妄谈其它至少是一种矫情的表现。

　　三． 中国足球的发展目标。

　　近些年来，每当中国足球在国际大赛中失利后，总有人会对“亚洲出线”这一目标提出质疑，其中最刻薄者当属“异 化论”。在持此论者看来似乎“出线”这一目标是对中国足球的一种扭曲，甚至是“强奸”，事实果真如此吗？

　　关于成绩与竞技足球的关系及体育在现阶段应承载的社会义务前文已有明确论述，中国足球当然也不例外。除此之外 ，任何事业的成功都始于一个明确奋斗目标的确定，否则这一事业将很难获得成功。如果我们承认中国足球还算一项事业的话 ，那它也同样不应例外。但我并不认为“出线”应该成为中国足球的一个重要乃至终极目标，事实上它充其量也只能算一个最 低目标，如果这也配称目标的话。因为无论从我国综合实力、体育运动整体发展水平和基础，还是从中国足球已有的基础与条 件看，在亚洲范围与诸对手相比较，获取出线权并不是什么可望不可及的目标，而应是中国足球发展到今天的题中应有之意。 连这样一个最起码的目标都难以实现，并且还要对这一可怜的目标说三道四大加指斥，只能说明我们有些个人和团体连最起码 的一点自信心和进取心都丧失殆尽了。

　　在我看来中国足球的近期发展目标至少应定位成这样：

　　1． 在整体上力争建立起亚洲最完善、最繁荣、最有活力的商业足球产业，并形成具有一定特色的足球文化，在发 展自身的基础上为全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这方面我们的社会已经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文化基础，足球发达国家也为我们提供了 丰富的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因此这不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当然这一目标的实现仅仅依靠足球界自身是远远不够的。

　　2．在具体成绩上无论国家队还是俱乐部都应保持在亚洲的绝对优势地位，并力争向世界水平靠拢。这方面中国体育 的大部分项目都早已做表率，足球不应长期例外。在上述第一个目标有基本保障的前提下，这一目标的完成则主要靠足球界的 自身努力了。

　　四． 足球与体制。

　　对本文正标题来说本节和下一节有点离题，但对副标题言却是必须的。

　　中国足球二十年来屡战屡败，这自然会引起人们对败因的探究。随着探讨的深入，不可避免地会追溯到其根源─── 体制问题上。而这在刘心武先生看来是“思路严肃到了胶柱鼓瑟的地步”，并举出“前苏联夺过世界冠军（晨曦注：前苏联只 得过奥运会冠军），朝鲜更是迄今亚洲唯一入过世界杯八强的国家”以为反证。我不知道刘心武先生是否对体制问题有过专门 研究，在我看来刘心武先生的这种看法倒是颇有点“刻舟求剑”的味道，因为在他看来体制似乎是凝固不变的。

　　事实上，无论是前苏联夺取奥运会冠军，还是朝鲜进入世界杯前八，乃至匈牙利成为事实上的无冕之王，都是发生在 刚刚过去的这个世纪的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中期的事。这一时期正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发展的鼎盛时期。在 当时，这一阵营的成就又何止是区区足球？前苏联在航天技术领域更是领袖全球！整体上两大阵营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 则由攻势转为守势。但后来怎样？正是由于自此以后这些国家在体制方面陷入僵化与保守，而其对手却在不断调整自身以适应 时代变化的要求，才最终导致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人人皆知的历史大变动。殷鉴未远，难道我们都忘记了么？刘 心武先生所举例证事实上恰好证明了他想要证明的问题的反面！

　　回顾刚刚过去的这个世纪，人们不难发现体制改革一直是全球各主要国家和集团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主旋律。 这主要是因为自二战以来新技术革命导致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前所未有地持续、快速、大幅度提高，这就必然要求人类对现行生 产关系作出相应地不断调整以适应这种变化。谁调整得快、调整得好，谁就能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取得更大进步；反之，谁调整 得慢、调整得不好，谁就会落伍甚至被淘汰。作为社会经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足球运动的发展变化也必然会受到这 种体制变动的影响和制约，反过来它也会折射出其所依存的体制的种种利弊。因此无论是透过足球看体制，还是通过体制看足 球都是再正常不过也必然不过的事情，是完全无可厚非的。

　　五． 文人文化与“游戏论”。

　　即使时光已进入二十一世纪，但中国依然是一个文人多而知识分子少的社会。这就注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文 化依然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文人文化的形态，其最主要的特征便是感性丰富而理性匮乏。中国文化的这种感性特征用之于如文学 性自然景观写意描写，文人情调的生活感悟表述等方面，往往是非常出彩的。这些方面是感性文化的强项，也是其最迷人之处 。但这种感性文化用之于分析复杂的社会生产生活则弱势毕现百弊顿生，因为社会生产生活的复杂多变性要求人们只有在深入 、理性、综合地分析其互为联系、互相制约的各个方面后，才有可能得到相对正确的结论。而感性文化则不然，它往往是看到 事物的某一个侧面甚至某一点便灵机一动，神游四海心接八荒，天地人鬼神转那么一圈，结论也就出来了，事物的真实背景与 基础则全然未入其法眼。这就注定这种结论必然是偏颇和肤浅的，虽然从表面看往往透着一股子精彩机灵劲儿──这是让中国 文人自己最为陶醉之处，但要真拿去应用则十有八九碰个头破血流。以刘心武先生为代表的足球乃至体育游戏论者们的“游戏 论”便正是如此。

　　刘心武先生看到在奥运会或其它国际大赛开幕式上，那些小国或小地区的代表往往“人数寥寥，甚至有的只有一人参 加”，明知一块牌子也拿不上，却“高高兴兴地迈进，并向看台挥手”，便认定“他们在游戏”，便以为“从他们身上可以悟 出许多真谛”。真不知刘心武先生是果真天真如许，还是这些年来一直生活在桃花源中，以致不知有汉更无论魏晋了。

　　当今世界是一个竞争的世界，无论大国小国都逃脱不了竞争这一残酷法则。但同时竞争也是分层次，有范围界限的。 处在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不同个人或集团，其竞争的对象与目标也就不会是完全一致的，但竞争的本质却没有什么不同。以 刘先生瞩目的那些小国代表论，我以为：首先他（她）们之所以能参加，是因为他（她）们是自己所处的那个层次与范围的激 烈竞争的胜利者，这种竞争肯定不会是一种游戏。其次在奥运会上他（她）们可能获得不上牌子，但通过竞争获得某个好名次 ，比如说第十名，便可能是他（她）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一个新的历史记录，这之于他（她）们的意义并不亚于那些获得金牌的 体育强国选手，这同样也不是什么游戏。实际上以上两点同商场大贾间的竞争是竞争，地摊小贩间的竞争同样也是竞争而不是 什么游戏的道理是完全一样的。最后但也许是最重要的，在当今世界，小国、穷国处在由大国、富国所主宰的所谓全球秩序中 的极不平等地位上，对它们而言，任何一个能在全世界面前展示一下自己的机会都是弥足珍贵的。而能有机会代表自己的国家 在这样一个珍贵时刻出镜，对于那些小国的参加者来说又该是多么神圣、自豪的事情啊！他（她）们的“高兴”与“挥手”又 何尝与游戏沾半点边？！刘新武先生在此的确表现出了观“鱼”乐而同乐的古风，只是先生之乐与“鱼”之乐相差何其谬也！

　　中国古代有一个“才子”，一日出城郊游，远望城池得一“佳句”：远望城墙锯齿齿。回到家中见到妻子便放声大哭 ，妻问其故，对曰：此句既出，从此世上便再无佳句矣！惜哉痛哉悲哉哀哉！我观“游戏论”诸子与此“才子”相距实是不远 ───也就9.15米之遥吧。

　　我从约七、八岁即开始玩游戏的足球，到现在已玩了快三十年了；从十五、六岁开始关注以竞技足球为主的现代足球 运动，到现在也关注了近二十年了。虽然踢的都是同样一个足球，但以我的经验与体验看，这两者几乎就不是同一件事，如果 硬要往一块儿扯，那也就是猫与虎的关系吧。再者即使是游戏，也大多都要分个胜负输赢的，取得胜利并享受由此而带来的喜 悦与快感，是人们诉求于游戏的主要内容之一，不分输赢的游戏大约只有三岁以下的幼儿才玩的。如果要一个人去玩某个游戏 ，并事先告诉他二十年内肯定是只输不赢，至于再往后能否赢一把也难说定个猴年马月，我想除非他已羽化登仙立地成佛无喜 无悲无嗔无怪，否则只要他还是个正常的人，有人的种种正常欲求，那宁肯闷死也是绝不会去玩的。就是杨白劳，过年也得吃 顿包饺子吧？！

　　这篇文章实是因刘心武先生《异化》一文起，那也就再以“异化”终吧。“异化”一词热于八十年代初，确实在中国 很多东西都被“异化”或有被“异化”的嫌疑，但我更觉得中国文化的“同化”力量要更大一些，而这种“同化”往往比“异 化”更可怕！当今世界竞争的激烈性与残酷性日渐加剧，而我们中国人这方面无论思想观念、行动能力还是历史传统都存在较 大的差距，因而我们应树立起较之任何一个民族都更为迫切、更为强烈的争胜心和进取心。千万不能因为受些挫折或出现点问 题就又想着回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种看似高远实则虚空的精神境界中去。否则 ，当现代足球或什么其它东西在我们这里被同化成蹴鞠之类的玩意之时，也就将是我们这个民族真的要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当 中之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