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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乃成功之母。世界上任何事物遭受挫折失败,都有它必然的条件,无论从表面现象看起来是多么的偶然,其中也 一定蕴含着鲜为人知的因素,是为必然。如果我们能够从诸多失败的理由当中发现万一,也就可以说算是输了个明白,同时, 也就为来年的反败为胜打下了一个真实的基础。 职业足球当然也在大千世界之中,即使有其某种意义上的特殊性,但万变不离其中,客观规律是一致的。通过,一年 来职业联赛的实践,我们可以大胆地总结规律,只有规律,才是左右足球事业的决定因素;凡是遵循客观规律并为我所用的球 队,都取得了大喜过望的好成绩,凡是违背客观规律并自以为是的球队,惨淡经营,步履维艰,总在降组的边缘徘徊。兵不在 多而在忠 这主要体现在辽宁、四川、延边、天津等足球基础发达的地区。辽宁队的小虎将们,甚至是一帮从十几岁就在一起生 活,训练的哥们儿兄弟。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各队引进外援、内援,都要慎之又慎,在最关键的地方画龙点睛。多了,就是画 蛇添足。今年申花队的外援引进工作极其失败,再没有了“生是上海人,死是上海鬼”的那种地域自豪感,所以连三甲也混不 进去。撤掉外人“邓乐军”的队长职务,是鲁能队重新团结起来的神来之笔,这支队伍才有了改造、再生的基础。 武汉的精锐力量已被寰岛集团收刮一空,所以它应该降组,隆鑫队依靠雇佣兵打天下,因此总也进不了三甲;松日队 流落他乡,不知道自己为谁而战;深圳队没有一个“自己人”。这几支队伍在联赛之初也能营造一些“人和”的表相,但是归 根到底不如子弟兵那么有荣辱之心,胜负之感,那么真实。将不在名而在谋 如果名声真的能够代替实力,那么“徒有其衰”、“名不符实”这些词就没有了实际的意义,所谓“英雄迟喜”并非 否认你曾是英雄,而是说,现在你已经平庸,好汉莫提当年勇。 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但凡降组的,或者战绩不佳的球队,总是将换帅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与决策者屡度不 爽的遮羞布、替罪羊。一个赛季换了三次以上主帅的队伍,基本上部在降组区域腾,而结果并没有丝毫改变。 胡之刚、朱波、科萨诺维奇率领的红桃K队,波拉卡、李强、徐永来率领的海狮队,金正南、国作金、王守业、杨为 健率领的海牛队,高洪波、盖增臣、刘康率领的松日队,徐根宝、李应发、里默率领的万达队占据了联赛排名最后几位的位置 ,一年来,它们从失败走向失败,主教练出入皆鸿儒,往来无白丁,但是战绩却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更有斥巨资 引进拉扎罗尼的申花队,一年到头,四大皆空,单论其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也跟降组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张引的名声从前并不大,“从没打过甲A”是他的最大短处,联赛开始时,国产名帅王洪礼与希腊老狐狸托莎就站在 他身后,时刻等待着“亲政”。但是他赢了,凭成绩说话。如果说在万达成功不能证明迟尚斌的价值(“谁来带都能拿冠军” ——徐根宝语录),那么,现在的甲A劲旅厦门队终于证明了这一点。争议人物塔瓦雷斯能把松日队带进前四名,就能把全兴 队带进三甲,这也是事实。官不在管而在放 今年甲A、甲B冠亚军的队伍都不曾换帅。换言之,那些期望用换帅来取得好成绩的球队都未能如愿。这也是规律。 中国足球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型期,从计划经济时代转向市场经济时代,从专业体制转向职业体制。这中间,不可避 免地要带着旧时代的烙印,要进一步改革,就得看既得利益者的脸色。 比如说,球队原来毫无例外地属于省、市体委,剥离成俱乐部实体之后,还有一个股份比例问题。比如企业出资,占 大股,当爹;而体委以设施、球队等资产入股,占小股,当娘。类似隆鑫、实德的企业再增资扩股或者购买冠名权,当后妈。 其中,最难处理的就是“政府股”,别看占不到51%,但如果它要说话,一句顶一万句,比董事长还“懂事”。 中国足坛有几位著名的足球市(省)长,他不管时,球队还能正常比赛,俱乐部也能按步就班自我发展;他一关怀, 一亲切,做做指示,提提建议,那这支队伍八成要倒霉。因为那关怀建义基本上都是以本市(省)的脸面利益为出发点,而不 足依据球队的实际情况,难免拔苗助长。或许,也能在一时半会功效卓著,但终究长久不了。辽宁队曾经吃过这苦头,现在每 况愈下的沈阳队、大连队、上海队都在接着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另外,这种单方向的“亲切关怀”还构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从本市(省)看,对搞足球的企业减租减息减压减税, 客观上为中国足球职业化步入歧途提供了误导路标,对男足低水平高待遇的事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全国来看,那些真正 将足球推向市场,由经济规律主导方面的市(省)则处在了不平等竞争的下风口,广东、武汉足球式微,某种意义上说,深受 远方之害。 同样,在俱乐部内部,掌门人的职责范围越大,则企业的活力越小,球队的战绩越差。因为那归根到底是“人治”, 与我们需要的“法治”格格不入、背逆而驰。中国足坛知名度最高的老板莫过于王健林、郁知非、章健三位。可是在他们的事 必躬亲下,把球队搞成了个什么样子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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