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阳光和煦而温暖，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的江苏省体委主任孔庆鹏心情却并不轻松。处于甲级B组三流水平 的江苏足球队，虽然是全国足球俱乐部中支出最少的球队之一，一年的开支也高达1700万元。作为主管部门领导，他又要 为新赛季去争取省委省政府领导对球队的“支持”了。

　　谈到足球改革，孔庆鹏认为，“足球改革是整个竞技体育改革的突破口。足球俱乐部制改革，虽然符合体育社会化、 产业化的大方向，但是改革方向不等于近期目标，方向正确也不能代替步骤、方法的可操作性。这正如共产主义虽然是我们的 奋斗目标，但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实行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只能导致‘大跃进’式的悲剧一样。”检验足球俱乐 部制成功与否应本着三个“有利于”

　　“一项改革成功与否，应该有确定的衡量标准。足球俱乐部制改革成功与否，至少应有三个衡量尺度：一是是否有利 于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二是是否有利于职业俱乐部成长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三是是否有利于促进我 国两个文明建设。”孔庆鹏认为，按照这三个标准去衡量，就可以发现：足球俱乐部制改革虽然还处在起步阶段，但它已脱离 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

　　6年来花费的数十亿资金并非足球产业化社会化的成果孔庆鹏说，“正是由于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足球 俱乐部制改革已经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足球改革6年来，已经耗费了数十亿的资金，而这些钱，并不是所谓‘足球 社会化、产业化’的成果。”他说，中国足球俱乐部与外国俱乐部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外国俱乐部都由私营老板赞助，真正 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组建起来的。运动员、教练员收入虽然很高，但都是、而且也只能是来源于体育本身的收益，运动员是从自 身为社会创造的价值之中得到回报。贝利、贝肯鲍尔等足球巨星都对所在国足球经济发挥了巨大的拉动作用。实际上，西方国 家私有制的所有制形式和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决定了一个铁的规律：资本家绝不做赔钱的买卖。足球俱乐部的股东也绝不会从 自己口袋里掏出钱来，维持运动员、教练员的高收入。

　　体育社会化不等于政府干预加国有、集体企业出钱

　　目前，各足球俱乐部运转的巨额资金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国家。绝大多数情况下，所谓“社会化”组建俱乐部不过 是政府干预、给优惠政策，国有、集体所有制企业出钱，并非运动项目真正“进入”市场。现阶段我国群众体育意识和体育消 费水平还不高，远未形成职业俱乐部可以依托的体育市场，大多数俱乐部根本没有靠自身经营谋求生存的能力。我国20多支 甲级足球俱乐部中，绝大多数俱乐部都长期亏损，不得不靠政府的优惠政策，靠年复一年的外部“大输血”勉强维持。一旦维 持不下去，体育部门就不得不求爷爷、告奶奶企业“重组”、“接盘”。

　　盲目扩军导致球员奇货可居

　　“足球俱乐部制盲目推进，已经影响了足球，进而影响到了整个竞技体育的健康发展。”孔庆鹏指出，足球实行职业 体育俱乐部制后，一次次盲目“扩军”，队伍规模越来越大，但各俱乐部在短期利益心理驱动下，对后备人才的培养却普遍忽 视，结果造成足球运动员畸形的“供不应求”状态。部分运动员自恃“奇货可居”，不认真训练、比赛，满足于目前的待遇不 思进取，导致竞技运动水平难以提高。而他们靠大量国有资产堆砌起来的畸形高收入，又对其他项目的正常开展造成巨大的压 力。相当多世界水平的运动项目，如乒乓球、羽毛球、举重、游泳、击剑、排球等项目的高水平运动员，包括众多为国争光的 世界冠军都陷入强烈的心理不平衡之中。

　　平庸的足球队员年收入是世界冠军的8倍多

　　足球俱乐部改革6年来，国家足球队从跻身汉城奥运会沦为亚洲二、三流的球队。虽然总体竞技水平每况愈下，但从 业人员收入却迅速膨胀。职业足球俱乐部教练员年收入最高已超过300万元，不少所谓“大牌”球员的年收入也超过100 万元。江苏加佳足球俱乐部是全国支出最少的俱乐部之一，加佳足球队在甲级B组中处于保级水平，但是这家俱乐部1998 年全年教练员年均收入达到31万多元，运动员的年均收入也达到17万元。江苏足球俱乐部教练员的收入，相当于省内其他 项目教练员年均收入的23倍多；球员的收入，相当于省内其他项目运动员的12倍多，是江苏籍世界冠军年收入的8倍多。 现在，一个奥运会冠军国家奖励8万元，全运会冠军省级奖励5万元，还不及足球队赢一场的奖励金额。而加佳俱乐部的巨额 经费，大都是江苏省体委直至省领导千方百计、四处“化缘”求来的。

　　入不敷出，运动员金钱欲急剧膨胀

　　在足球改革的刺激下，篮球、排球、乒乓球等许多运动项目为了稳定队伍，不得不纷纷效仿足球改革，强行推行俱乐 部制，并放弃原本低成本的赛会制竞赛组织形式，代之以名目繁多的大奖赛、系列赛、巡回赛、积分赛等，试图以此来弥补本 项目运动员与足球运动员收入上的巨大落差。由于这些项目俱乐部制的推行既没有物质基础，又没有市场支撑，结果导致一方 面这些俱乐部入不敷出、生存维艰，另一方面改革后运动员对高收入期望值急剧上升，参赛差旅费急剧膨胀，给地方体育行政 部门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同时，由于省级体育项目管理尚不具备走向市场的条件，仍旧是计划管理的模式，而国家体育项目管 理已经‘走向市场’，结果导致国家和省级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在项目管理体制上严重脱节。

　　足球队员迷恋颓废的生活方式

　　“足球改革的盲目推进，还带来了严重的负面社会效应。”孔庆鹏直言不讳地指出：足球等个别项目教练员、运动员 靠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股东不断“输血”支撑的畸形高收入，严重背离了球员自身的价值，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不满 。而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畸形高收入，又造成了某些自身素质不高的俱乐部运动员受到腐朽文化的侵蚀，迷恋颓废的生 活方式。几乎所有足球俱乐部教练员、运动员外出比赛必坐飞机，住宿必是星级宾馆，罢练、罢赛、泡吧、打架、斗殴、围攻 裁判等事件时有发生，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之下，足球俱乐部联赛中，“假球”、“黑哨”泛滥，公平竞争 成为一个空洞的口号，大多数球队不得不“花钱买公平”，中华体育精神受到严重玷污。

　　俱乐部大裁军，管理和比赛双轨制

　　孔庆鹏说：“我国体育改革要想成功，一定要彻底反思足球改革的得失。清理整顿名不符实的各类职业体育俱乐部， 妥善进行职业体育俱乐部的“大裁军”，减少数量、提高质量、谨慎试点、规范完善。作为过渡形式，在体育竞技项目管理体 制和赛制上，可以试行‘双轨制’，即在管理体制上，各省市以现行的专业训练体制为主体，同时在综合条件较好的地区，可 以由部分有雄厚经济实力、善于经营体育产业的企业试点组建职业体育俱乐部；在赛制上，仍以固定地点比赛的‘赛会制’为 主，辅以主客场比赛的俱乐部赛制，以保证没有能力建立职业俱乐部的省市的优秀人才也能脱颖而出。只有这样，中国体育改 革才有希望。编后：世纪末，一场带有“假球”嫌疑的比赛为中国球迷和足球工作者平添了许多烦恼。面对下决心打假却调查 乏力的现状，我们既为中国足协的态度而欣喜，也不得不为明年的足球职业联赛而焦心。带着思辨的目光重新认识刚满6岁的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不仅仅是我们，也是众多关心中国体育改革的人们所热切关注的。

　　足球职业化改革的步子究竟是快还是慢?衡量足球俱乐部制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地方政府对职业俱乐部 要不要扶持?中国的职业联赛究竟是要扩军还是应该缩编?怎样评价职业球员和教练员的所得与付出?从本报记者采访江苏省 体委主任孔庆鹏所发现的问题中，我们在肯定中国足球改革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它在某些方面的操作思路和管理方式尚欠科 学。中国的改革，不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体育改革，都有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出现偏差是难免的。关键是怎样及时发 现并纠正它。

　　鉴于此，本报编辑部以《足球改革不能“大跃进”》一文辟出《联赛改革争鸣》这个栏目，旨在请关心中国体育改革 的有识之士在此发表自己的观点，参与这个讨论。如果在众多的观点中能找到对中国足球改革乃至中国体育改革有所帮助的良 方妙药，那将是我们最大的欣慰。奚彬